人格权、人格利益的本旨是维护人作为法律主体的资格和尊严，古人名誉、古籍署名与该本旨显然相去甚远，以社会公共利益、民族共同感情为依据为其提供保护更为恰当。
体系化的目标就是使法律成为一个具备自我发展与再生能力的活体，通过洞悉这个活体的基本公理与原则、掌握各个组织器官的机能与协作方式、揭示概念、规则之间的内在关系，就可以从已知的原理与规则中推导出未知的规则，从而解决实践中的法律问题。这一条款位于宪法第2章列举的公民基本权利之后，在各项公民义务之前。
[37]但这个转变缺乏坚实的基础，原因在于，给付请求权所要求的国家对个人的积极扶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财政负担。从而，宪法未列举的自由权也获得了规范基础。然而，无论如何，这种体系思维必须建基于中国的宪法文本，这一点在前文已反复申明。[84]体系化思维，最基本的工作是体系解释。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基本权利的限制，也就是国家出于何种目的、通过何种方式、遵循何种规则，可以对基本权利进行干预，或者说国家对基本权利的干预符合何种要件才会被认为是合宪的。
[38]当人们希望将基本权利重新理解为一个封闭无漏洞的请求权体系，当人们将基本权利的含义放在一个价值与请求权体系中审视，基本权利规定中的价值决定（Wertentscheidungen）就会马上兑现而扩散入请求权。无漏洞性也意味着封闭性，也就是对于基本权利的解释，不需要借助宪法文本的基本权利篇章之外的任何因素。基本权利理论总是以一定的国家观或者宪法理论为基准的，在基本权利解释中利用某种基本权利理论（其背后是某种政治理论）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意识形态的补充（ideologische Zutat）。
另一方面，这个体系又将基本权利看做是宪法所设立的客观价值秩序，国家有义务在一切可能性下去促进基本权利的实现，由此，在请求国家作为或不作为的主观权利功能之外，基本权利又具备了制度性保障、组织与程序保障、保护义务等新的功能，也就是要求国家通过建立各种制度、组织和程序，并且介入私人之间的关系，去促进基本权利的效力最大化。对于本文的议题而言，就是要去寻找宪法文本中一切基本权利相关规范的关联性，去发现其所包含的原理与逻辑，为现实中基本权利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整体的解释方案。（2）不要只看到基本权利作为个人主观请求权的层面，要注意基本权利实现的制度因素和社会因素。基本法如同其他任何的宪法一样，都是政治运作的结果，更多体现的是历史经验与社会现实，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法学体系在先。
法学不应该无视法律的明确规定而径行价值上的判断，也不应该基于某种特定价值观而简单否定宪法的正当性。我国宪法第2章的章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33条第1款对公民进行了界定，而各个基本权利条款的表述也基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的自由/权利。
（3）在基本权利解释中引入宪法外的价值和政治理论因素，要受到宪法文本自身的约束。可以说，体系化不仅在建构着法学，也在不断更新着法学。它也不能在法的比较中，认识到存在于不同立法例的制度和规定间的‘功能上的类似性。[51]基本权利的实现依赖于具体的社会政治条件，基本权利的制度化意味着对创造这些具体条件的行为预期。
体系化是对个别问题研究中所获得的认识状态的概括总结，这里包括：被发现的法律原则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在个案中所认识到的事物的结构。朱虎：《萨维尼的法学方法论述评》，《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1期。这种分析可以避免体系建构成为抽象的逻辑游戏，而使得宪法学体现出其应有的实践品格。而基本法第1条第1款的措辞显然包含了这种价值请求权（Wertanspruch）。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基本法上的基本权利都不曾构成一个封闭的价值与请求权体系。这就需要建构一个基本权利限制的限制的教义学体系，这个体系可以包含两个基本层次：（1）法律保留原则的确立与类型化。
由此，请求权的体系明显扩大。）而陈征博士则通过对第6条、第7条、第15条等的体系解释，去确定国家从事经济活动的界限。
国家不能依据宪法直接要求公民履行任何义务，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必须由立法者通过法律进行具体化后，才构成对公民的约束。4. 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宪法第33条第3款对于国家义务的类型化，还不足以完全厘清国家义务的所有细节。此外，我国的立法法、刑法、行政处罚法等也都以不同方式对法律保留原则进行了规定，可以作为宪法上确立法律保留原则的参考。人权条款毫无疑问是一种新的价值注入，为整个基本权利章的解释提供了新的评价关联。[47] 基本权利的教义学体系应该是一种基于现实可能性的多层次的整合。基本法所内在的基本权利理论从根本上讲是自由主义的，这一点有非常明显的文本依据。
从而，宗教信仰自由的义务主体仍然只是国家。（5）基本权利的社会国理论。
在此实体法层面外，还应该有通过程序保障基本权利的内容。[63]萨维尼的方法论主张在他的《当代罗马法体系》中得到了践行。
[74] 体系化为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考方向和思考框架，当遇到新的社会现实时，法学的体系可以提供进一步思考的基础。（2）对宪法未列举的自由权的保护。
从宪法文本来看，第13条财产权条款所保护的只是公民的私有财产。林来梵教授通过精细的分析，认为基本权利的内容与基本权利义务的内容在一般情形下具有非对等性，并且公民义务绝不具备基本权利在宪法上的价值核心的地位。体系化的目标就是使法律成为一个具备自我发展与再生能力的活体，通过洞悉这个活体的基本公理与原则、掌握各个组织器官的机能与协作方式、揭示概念、规则之间的内在关系，就可以从已知的原理与规则中推导出未知的规则，从而解决实践中的法律问题。这一条款位于宪法第2章列举的公民基本权利之后，在各项公民义务之前。
[37]但这个转变缺乏坚实的基础，原因在于，给付请求权所要求的国家对个人的积极扶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财政负担。从而，宪法未列举的自由权也获得了规范基础。
然而，无论如何，这种体系思维必须建基于中国的宪法文本，这一点在前文已反复申明。[84]体系化思维，最基本的工作是体系解释。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基本权利的限制，也就是国家出于何种目的、通过何种方式、遵循何种规则，可以对基本权利进行干预，或者说国家对基本权利的干预符合何种要件才会被认为是合宪的。[38]当人们希望将基本权利重新理解为一个封闭无漏洞的请求权体系，当人们将基本权利的含义放在一个价值与请求权体系中审视，基本权利规定中的价值决定（Wertentscheidungen）就会马上兑现而扩散入请求权。
无漏洞性也意味着封闭性，也就是对于基本权利的解释，不需要借助宪法文本的基本权利篇章之外的任何因素。[49]卢曼的观点是一种社会学的，更确切说是一种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前注64，杨代雄文，第23-25页。基本法第1条第2款的表述是：德国人民因此确信，不可侵犯的和不可转让的人权是所有人类社会、世界和平和正义的基础。
从我国宪法规定来看，某些条款只是规定禁止非法限制，某些条款则还规定了具体的限制目的和限制方式，而某些条款则完全没有规定可以依据法律进行限制。特别是，其中特别强调的基本权利实现的社会条件，对于我们这个宪法中规定了大量社会权，而在观念上强调国家对人民的积极扶助的社会主义国家，无疑是极可借鉴的思考方向。
在这种意义上，体系化并不是去建构体系，而是发现体系。与权利义务一致性的理论一样，基本义务的概念也辗转承袭自德国的法律传统，最早指代的是封建时代臣民对于君主的义务。
基本法并没有在古典自由主义上停滞不动，相反，由于认识到了自由主义的权利观忽略了基本权利实现的社会前提，所以基本法在强调自由的同时，也要求公权力提供基本权利实现的各种社会条件，这是一种对国家进行的宪法委托，要求国家积极帮助个人实现基本权利，其显然的文本依据是基本法第20条中的社会国原则。[67] In Studium Generale, Bd.10(1957),S.173ff. zitiert nach Larenz, a.a.O,S.166.[68] Larenz, a.a.O,S.437.[69] Larenz, a.a.O,S.167.[70] Paul Laband, Das Staatrecht des Deutschen Reiches, BD.Ⅰ, S.Ⅸ(Vorwort zur 2.Aufl.)[71] Hans Kelsen, Allgemeine Staatslehre,1993,S.Ⅶ. 魏玛时代是各种国家法学说百花齐放的时代，凯尔森的体系建构也受到了激烈的批评，参见[德]赫尔曼?黑勒：《国家学的危机》，刘刚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版，第21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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